歌唱比赛类节目（以下简称“歌赛类节目”）这十几年来风起云涌，可惊喜却谈不上能每年一见。算起来，当年湖南卫视的“超女”“快男”是将人气与市场挂钩的地标性尝试，再后来也就是《中国好声音》的“导师秀”、《我是歌手》的“职业锦标赛”、《天籁之声》的“擂台制”、《蒙面唱将猜猜猜》的“面具”等有限的几次形式出新。歌唱比赛重嗓子不重内容，这是自早年的“青歌赛”以来，内地歌唱比赛的一个隐性“传统”。着力于推新人，捎带推新歌，或索性不推新歌，此特色一直在大多数新老歌赛上延续至今，有几年甚至还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。究其原因，当然是新人翻唱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，无论在专业评委那里，还是大众评审那里，都比较讨喜、安全。文艺、文艺工作者，如果习惯处于安全区，是件危险的事情。歌坛当然也不例外。近四十年来的香港歌坛，媒体捧出过三代“歌神”：许冠杰、张学友、陈奕迅。三代实力歌手，创作能力一代不如一代，歌曲越来越在潮流中千篇一律，恰恰也与四十年间粤语歌日趋下沉的实力曲线暗合。无论是都市歌的清汤寡水，还是乐风的趋时与日益单一，实力歌手的减少或创作后劲不足，唱片市场的萎缩……这些背景相叠加，再加上作为新人推送或宿将翻红的歌赛原创性因素的匮乏，都让关心歌坛的人不无担忧。好在到了2020年，歌赛类节目总算有了一点变化。制作方开始表现出了一定程度对于原创作品的兴趣。如，之前已经有过一季成功作为铺垫，今年开始步入佳境的《我是唱作人》《乐队的夏天》，以及《中国新说唱》等节目，都有着对首发新作、对歌手现场即兴写歌能力（包括改编能力）的鼓励。节目对原创歌曲的呈现力度比以往大出不少。其中，《我是唱作人》在邀请歌手的视野上更加成熟，不同曲风、不同年龄段都有，弥补了上一季过于偏重低龄歌手和网络歌手，对歌坛宿将有所忽略（这季由于郑钧的出现，填补了这一空白）的情形。尤为难得的是，如节目名称所示人的，这是一档完全展示本土原创歌曲实力的节目，既给观众带来了不同类型新歌的享受，也使参赛歌手进入一种以往歌赛类节目罕有的冲刺型的创作体验。《乐队的夏天》的亮点在于，在前一季成功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全方位地向观众展示了摇滚、电子、民谣、流行等不同乐风、多种形式的乐队组合。对乐队作品、乐手的生活状态，以及过往30年中国内地乐队发展的脉络，向观众做了直观性的推介。其中，来自内地的“重塑雕像的权利”乐队、“五条人”乐队、“大波浪”乐队，来自我国宝岛台湾的“康姆士”乐队等，都向观众奉献出了各自的视听华彩。《中国新说唱》侧重于展示以嘻哈乐为主的，近年来风行于“少年—青年”这个年龄层歌手的说唱创作。它的吸睛点在于接地气，能疏解年轻人和都市生活的苦闷，宣泄激情和自我励志，对青少年观众有一定的吸引力。不足是这个年龄段及这种音乐审美本身所先天携带的思维简单化，嘻哈比传统歌曲更加依赖词语的押韵，加上参赛选手的年龄和文化层次所限，在生活表现力和美感饱满度方面，逊色于国外的嘻哈作品。《中国新说唱》导师的平均年龄，可能也是迄今内地歌赛导师中最年轻的，这既是这个节目的卖点和活力所在，也是其呈现的作品生活底蕴尚有些单薄、意境和主题尚有些幼稚的原因所在。即便如此，歌赛类节目由注重歌喉挑选，转而加重对歌曲艺术性和意义的提倡，仍可以说得上是十几年来歌赛乃至音乐类综艺节目的巨大进步。想一想，就连近年让人感觉日趋程式化的《中国好声音》，在本届评委的身份设置上，也悄悄强化了“唱作人”的比重，形成了“两位唱作人（李健、李荣浩）＋两位有写歌能力的偶像歌手（谢霆锋、李宇春）”的全新组合。大家都来鼓励原创，这对于歌坛一拨又一拨的新人，所起的示范和鼓励作用是不言而喻的。最后受惠的，肯定是本土流行乐和听众观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