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时间为：2024-05-04
时间到了，鸟自然就飞过来了_专访薛超伟2024-05-0417:16来源：澎湃新闻·澎湃号·湃客字号
薛超伟在西湖
本文来自潮新闻特约撰稿段松艳
春风悦读榜结束后，薛超伟在杭州逗留了几日，便又回到了瑞安。
回到家乡后的他，还有许多事情等着要做。比如每个周末都要给孩子们上的作文课，比如为正在创作的幻想小说集搜集相关素材。
此外，前阵子他受邀担任瑞安图书馆地方文献委员会委员，并将《隐语》捐赠给瑞安图书馆地方文献室。接下来几天，他即将参与拍摄瑞安图书馆最新一期的《瑞邑有书》，讲述他和家乡瑞安之间的故事。
4月19日，在杭州举行的第12届春风悦读榜年度颁奖盛典上，青年作家薛超伟以小说集《隐语》获得春风新人奖。
在获奖感言中，他表示：“《隐语》是我的第一本书，这是一本短篇集，实际上它是积攒而成的，我没有一个完成它的感觉，就好像时间到了，鸟自然就飞过来了。”
去瑞安采访薛超伟之前，我准备了一肚子的问题。毕竟要不是因为采访，我就要差点错过他和他的《隐语》了。
我今年年初就看过《隐语》。只不过当时读了第一篇《同屋》，觉得不大喜欢这个风格，就搁置了。后来接到采访任务，才又重新捡起来。没想到，第二篇《隐语》是和《同屋》完全不同的气质的小说，我非常喜欢。心里也一下子产生了好奇：为啥同一个作家，写出来的两篇作品，风格截然不同？
后来，在准备采访资料的过程中，我又了解到薛超伟的成长轨迹：高中时期，他曾获得过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，又先后就读于厦门大学中文系、复旦大学MFA创意写作班，并在毕业后全职写作，是科班出身的作家。《隐语》是他的第一本书，也是他八年写作成果的一次集合。
我的好奇心更甚了：科班出身的作家怎么看待中文系和创写班的训练？全职写作不会焦虑吗？
带着这些困惑，我按照他的创作顺序读了一遍《隐语》。从第一篇《水鬼》，到最后一篇《化鹤》，我明显感受到他的写作风格在不断发生变化。于是，新的好奇又产生了：这些变化是怎么发生的？为此他作出了哪些尝试？他自己又怎么看待这些变化？
今年三月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我在瑞安见到了薛超伟。他确实温和安静，但并非想象中的那样“社恐”，当我把自己对他的所有好奇，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，他没有任何的躲闪和藏匿，而是坦诚友好他的想法。
那天，我们的对谈从咖啡馆开始，后来又转移到商场、餐馆，大概换了三四个地方，才全部完成。尽管不停地被一些客观因素打断，但我们的对话始终保持着一种好奇，一种链接。以下为我们当天的对话整理：
科班道路是自然而然的选择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你很小就想成为作家，还记得文学最初打动你的那个瞬间吗？
薛超伟：其实并没有那么一个瞬间。如果说哪段经历对我产生了影响，确实是有。我是独生子，小时候和亲戚住在一起，身边有很多兄弟姐妹。小孩子多了，自然就要争抢资源。那时候我很喜欢喝娃哈哈AD钙奶，有一天放学回家，姑妈给了我一瓶。因为害怕哥哥回来后，要和他，我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，还没尝到味道，就一口气喝光了。后来想起来，很为那瓶AD钙奶感到可惜。
还有另一个场景，我和哥哥姐姐坐在一起看童话书，我发现那些童话书无论被翻多少次，多么破烂，依然可以阅读和。当时我就觉得写书的人很厉害——物质上的东西出去会变少，他们把精神上的东西输出形成文字，可以一直，不会增强，也不会损耗。大概就是从那时起，我立志成为一个写书的人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从小喜欢看书，那你作文也一直写得很好吧？
薛超伟：确实从小到大的作文，都会被语文老师夸奖。初高中时，我有点偏科，数理化一般，但我一直觉得只要征服了语文老师，我依然是一个好学生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你参加过三次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，并于2007年获得一等奖。我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那几年郭敬明和韩寒很火，你读过他俩的作品吗？另一个是，新概念作文大赛，在你的写作道路上，有什么意义？
薛超伟：先回答第一个问题，他们俩的作品我都读过，但看得不全。那个时代，韩寒和郭敬明是许多年轻人的文学偶像。我当时蛮喜欢郭敬明的，读过《幻城》和一些散文。他那种沉潜的、对自己内心非常关注的写法，很吸引我。我对唯美的语言的追求，估计也是从那时候开始。当然后来正式写作后，我就摒弃了那种写法。
第二个问题，刚才提到语文老师对我的鼓励，让我知道了自己是可以写作文的；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奖，让我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可以写作的。记得比赛结束后，同学对我说，你可以出书了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就念叨着要出书。从十几岁，到现在三十多岁，才出了第一本书，很不好意思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本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，硕士去了复旦大学学习创意写作，你是科班出身的作家，为什么选择走科班的道路？
薛超伟：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在我开始读童话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中文系存在的年纪，就觉得我以后要读一个类似的方向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中文系很热，后来越来越边缘。我从小就不爱说话，习惯在人群中保持安静，中文系的边缘和清闲，和我的性格很契合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有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，比如“中文系培养不了作家”“作家是教不出来的”，这些话影响过你吗？
薛超伟：影响没有，震惊倒是有。我从小立志成为作家，走了那么久的路，终于进入中文系，结果老师第一堂课就说，中文系不培养作家，我震惊了一下。后来进入复旦创意写作班，老师也说这里不培养作家，我又震惊了一下。现在，我也认为这些话说得很有道理，作家的确不是培养出来的，只是说如果一个人有志于写作，从这里得到的训练，可以往更好的方向推他一把。
薛超伟作品《隐语》
从《水鬼》开始告别本能写作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《隐语》收录了你从复旦毕业后写的九篇小说，时间跨度大约是八年。这些小说的具体创作时间是？
薛超伟：《水鬼》是我在复旦读创意写作期间写的毕业作品，写于2014年。《同屋》是2016年写的。然后是2019年的《渥丹的颜色》《上海病人》，2020年的《万物简史》《春天》，最后是2021年的《观看》《隐语》《化鹤》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你多次提到复旦创意写作专业对你的帮助。作为你的毕业作品，能否说从《水鬼》开始，你彻底告别了本能式的写作？
薛超伟：《水鬼》确实是我告别本能写作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，所以在它之前写的小说，我都没有收进集子。前面提到，高中时我喜欢看青春疼痛小说，上大学后，我开始试着去写，故事大多是青春的、恋爱的、伤感的。本能写作，主要指这一阶段。
后来，我在复旦创意写作专业受到的文学训练，让我明白，写作并非天马行空，而是要有一定的规矩。也就是说，写作有一道门槛，要在有了一定章法之后，才能在章法里面自由的写作。之后，我就有意识地给自己出难题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这一阶段，你都要克服哪些难题？哪些作家或者作品给你带来了启发？
薛超伟：在语言层面，为了去掉本能写作中的矫情劲，我读了雷蒙德·卡佛、海明威这类极简主义作家的作品。此外，美国作家杰克·凯鲁亚克的《在路上》和《达摩流浪者》，以及中国作家张炜的《九月寓言》《古船》，这类拥抱田野和荒原的书写，跟我的内在精神也很契合。经过大量的阅读和写作训练，我大概知道了哪个句子写下来会带来尴尬。
在逻辑层面，受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的一位老师影响，我试着向推理小说学习写作的逻辑。比如我们很熟悉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中，夏洛克第一次见到华生，立刻从一些蜘丝马迹推断出他是军医，这其实是小说家的思维。小说家要写一个人，就要先思考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空间，父母是什么样子的，有了这些设定后，再去推理他的一生。
我很喜欢日本推理小说家岛田庄司，他在小说《眩晕》的开头，写有人看到恐龙在路上走，是非常夸张的末日景象。后来，他通过一些合乎情理的解释，把这些现象合理化、现实化，告诉读者这不是真的恐龙在走。先布局一个宏大的背景，再走向一个现实的落点，这种构思方法影响了我。
三年废稿生涯之后发生蜕变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仔细看你的创作时间，从2016年的《同屋》到2019年的《渥丹的颜色》，中间空白了三年。这三年你在做什么？
薛超伟：从结果上来看，那三年应该是在积累。回到当时的时间和生活场景，我其实有点迷茫和无措。三年里，我写了很多废稿，时间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滑过去了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期间你有没有上过班？
薛超伟：有。2019年下半年，我觉得写作上没有取得太大成就，想要先解决现实问题，就到杭州找了份工作。结果年底发生疫情，公司团队解散，我才又有了一个借口，重新回到写作。这是我第二次下定决心回到写作，就觉得拿出点东西来吧。我没有回瑞安，而是继续留在杭州，全身心地写。那两年写出了《隐语》这本集子里的大部分作品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从《水鬼》到《化鹤》，按照创作顺序读，我能明显能感受到你在精神层面上的成长。尤其是从《万物简史》之后，写作的风格越来越内化，越来越轻盈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？
薛超伟：一方面和我阅读趣味的变化有关。另一方面，可能就是年纪大了。原来二十多岁时，还会想着我要赶紧写出来点什么，让大家看见我的才华，过了三十岁，反而觉得不用再向别人证明什么，一切都可以慢慢来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从2014年到2021年，这八年间，在小说技艺层面，有哪些让你比较开心的变化？
薛超伟：最令我欣慰的变化就是，我可以写对话了。我大学时写的对话，被朋友吐槽不像人话，大概和我以前不喜欢说话有关。现在我试着向别人敞开自己之后，就知道对话是怎么一回事了。我以前还会纠结对话使用口语还是书面语更好，现在觉得只要符合人物性格，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。
另一个变化是语言。我以前写得很啰嗦，后来某一段时间，我会刻意去追求节制，先写下很多的人物和片段，再把多余的部分删减掉，使小说呈现出简洁的画面。当然，现在我已经无需再刻意追求节制了，写作相对自由了很多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这些变化，是怎么实现的？
薛超伟：就是大量的写。我写出来的成品可能很少，不过在走向这些成品的过程中，废掉了很多稿子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八年的求索，漫长而孤独。你会和别人讨论交流小说创作吗？
薛超伟：我很少跟别人交流和讨论我的作品，但确实有那么两个人存在。一个是我的高中同学，从大学时代起，我每写完一篇小说都会发给他看；另一个是我在复旦读研时的学妹，她叫我“水鬼学长”。他们两个人，一个习惯批判我，一个经常鼓励我，两种声音对我来说都是陪伴，都很重要。
薛超伟蒋文俐摄
写父子关系是为了给虚构留足空间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《隐语》里写到了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，其中大部分篇目都写到了父亲和孩子的关系，比如《隐语》《化鹤》《万物简史》《水鬼》《春天》，《上海病人》里也提到了生病的父亲。这是下意识，还是刻意为之的选择？
薛超伟：说实话我已经有点忘了。可能有些篇目是刻意的，因为它就是要表达父子或者父女关系。有些篇目只是需要有这样一段关系作为背景，我想写人物的成长和变化，就不可避免地写到他们的父母。
为什么我经常写到父子、父女关系呢？可能和我本人的经历有关。我从小和母亲关系比较亲近，和父亲反而比较疏远。我写父子、父女关系，其实是为了避免写母子、母女关系。我不习惯写离自己太近的东西，想要给虚构留下充足的空间。
潮新闻·钱江晚报：这还挺有意思的。这本集子里，我个人比较感动的，是《万物简史》里阿青和宁巧这对父女。阿青这个人物也很有魅力，看完之后，忍不住会为他的命运的揪心。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创作这样一个人？
